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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岸研究 | 无人机产品质量纠纷中的证明困境与举证责任重构——基于“无法鉴定”实务案例的分析

    本文作者:刘荣宗 廉茹 马潇

    摘要

    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无人机质量纠纷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痛点,其中技术故障与质量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问题尤为突出。本文以一起典型无人机质量纠纷案为例,该案中原告主张无人机存在技术故障导致质量损害,但经三家专业鉴定机构先后以“无法鉴定”为由退案,最终原告因举证不能而撤诉。通过对该案的深度剖析,本文发现,无人机作为典型的高科技产品,其内部技术构造的“黑箱性”、核心数据的垄断性以及技术标准的缺失,导致传统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路径在该领域难以适用,形成了原告举证的结构性障碍。本文认为,在鉴定机构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得出确定性结论的情况下,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原告(用户)进行对于关联性的初步举证后,生产者(被告)提供合格证、检验报告、飞行数据等核心证据举证;而在生产者(被告)提出上述举证后,原告主张质量问题而不申请或放弃鉴定,或证据不足以达高度盖然性的,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关键词

    无人机 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 鉴定 质量纠纷

    近年来,低空经济在中国发展迎来“热潮”,特别是无人机产业在全世界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深圳为例,仅深圳一城:截至2025年上半年,深圳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70%,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50%,已集聚1900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 [1] 与产业蓬勃发展相对的,则是法律规制相对滞后性。

    笔者经办的一宗案件:一架搭载A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组的无人机,在合规检查后升空却突发电压骤降,最终坠落燃烧,直接导致B企业超 11 万元损失。更值得关注的是,当B企业诉至法院申请鉴定时,3 家机构均因技术难度拒绝承接,最终原告撤诉。这显然不是孤例。根据笔者检索可得,此类无人机纠纷在全国各地均有案例,如陈萍、冯金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 、田梦长、田仁玉等产品用户责任纠纷案 [3] 等。这些案例中,原告或是由于鉴定机构无法鉴定而败诉,或是由于因双方提供的鉴定材料或鉴定方案不一致,导致无法鉴定。除此之外,目前可以做此类事故的司法鉴定的机构并不多,且多集中在北京 [4] ,相比于可以预见的非常多的无人机事故案件,专业的鉴定机构的数量过少显然成为了困扰无人机行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更为棘手的是,无人机纠纷具有自己独有的技术难题。

    无人机具有内部技术构造的“黑箱性”、核心数据的垄断性以及技术标准的不完善性的特点

    01 无人机具有内部技术构造的“黑箱性”

    无人机内部结构的黑箱性,是指其核心硬件、控制算法、数据存储与通信链路因技术封闭与商业保密形成的不透明性与不可追溯性,集中体现于飞控系统、AI 决策模块与数据记录单元三大核心领域。从硬件层面看,头部厂商通过芯片掩膜、专用接口加密、模块化封装等方式,对惯性测量单元(IMU)、电调模块、核心处理器等关键部件进行技术封锁,第三方机构即便拆解设备,也无法获取底层驱动逻辑与硬件参数;软件层面,闭源固件、动态加密的 PID 控制参数、自主避障与路径规划算法构成 “逻辑黑箱”,其决策机制与响应阈值仅掌握在厂商手中,外部无法通过逆向工程复现完整控制流程;数据层面,飞行日志采用私有格式加密存储,涵盖传感器原始数据、指令交互记录、故障预警信息等关键内容,不仅需依赖厂商专属工具解析,且部分敏感数据存在断电自动清除机制。这种黑箱性不仅是厂商保护核心技术、防止竞品抄袭的商业策略,更因系统复杂性与实时性控制需求形成技术壁垒,最终在司法实践与监管合规中引发举证难、责任认定难、事故溯源难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技术与法律痛点。

    02 无人机具有核心数据的垄断性

    无人机厂商对于核心数据的垄断性,是当前无人机事故鉴定与监管的突出痛点,其本质是无人机生产厂商利用技术优势对关键数据进行闭环控制,形成数据壁垒,从而剥夺了用户、监管机构及第三方鉴定机构的数据获取权与使用权,直接阻碍了事故原因的查明与责任的认定。具体而言,这种垄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数据的闭环控制与技术封锁,二是法律规则缺失导致的数据获取困境。

    在数据控制层面,无人机的飞行日志(含飞行轨迹、高度、速度、姿态等参数)、故障数据(含传感器异常记录、电压波动数据、算法报错信息等)、载荷数据(含任务设备运行数据、数据采集结果等)均由生产厂商通过内置系统进行实时采集与存储,且这些数据大多仅能通过厂商专属的管理平台或设备进行读取。为维护自身商业利益与技术秘密,厂商普遍采用私有数据接口、加密传输协议、专属解码算法等技术手段,构建起严密的数据壁垒:用户在购买无人机后,仅能获取飞行时间、飞行距离等基础数据,无法获取核心的故障诊断与运行参数;即使是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在没有厂商技术授权的情况下,也很难破解数据加密体系,无法直接读取原始数据。这种闭环控制使得无人机事故发生后,最关键的核心数据完全掌握在厂商手中,形成了生产商完全垄断数据的局面。

    在法律层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对无人机核心数据的获取与提供作出明确、强制性的规定。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均未有直接条款要求无人机生产者/厂商必须向用户、监管机构或第三方鉴定机构提供飞行日志、故障数据等核心信息。这就导致用户在遭遇无人机事故后,在法律上并未强制要求厂商提供核心数据的情况下,若想获取核心数据用于维权,只能依赖厂商的自愿配合,而厂商为规避自身责任,往往以“保护商业秘密”“数据安全”等为由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数据。即使在诉讼程序中,法院也难以依据现有法律规则强制厂商提交相关数据——因为在传统的“证据举证责任分配”下,这种情况往往是由用户负有举证义务,而用户往往会陷入举证不能的情况,此时更不需要厂商进行举证。因此,现行法律既未明确厂商的举证义务,也未规定拒不提供数据的法律后果,这使得一般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陷入困境:缺乏核心数据支撑,鉴定机构无法通过技术分析还原事故发生的完整过程,更无法准确判断事故原因,最终只能拒绝承接鉴定委托,导致案件无法推进。

    [1] 深圳特区报,深圳全速竞飞“低空经济第一城”.[N/OL]. (2025-08-08).https://fgw.sz.gov.cn/ztzl/qtztzl/szscjmyjjfzzhfwpt/xwdt/cyfz/content/post_12329523.html

    [2] (2021)黑0921民初1466号:陈萍、冯金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3] (2021)黑8102民初2326号:田梦长、田仁玉等产品用户责任纠纷案

    [4] 中国目前支持出具权威检测报告的有:中国民航局适航审定中心 (CAAC)、国家无人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CESI)和一些仅支持基础项目检测的地方质检院。

    03 法律的不完善性

    我国当前关于无人机的法律规制体系存在明显的碎片化与滞后性,同时缺乏统一、明确的技术标准,二者共同导致无人机事故鉴定与质量责任认定缺乏清晰的法律依据与技术准则,进一步加剧了鉴定难题。具体而言,这种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法律规制的覆盖面不足、法律规则的针对性不强、技术标准的缺失与不统一。

    在法律规制覆盖面方面,我国目前关于无人机的全国性专门立法仅有2024年实施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5] 该条例的核心定位是“事前规制”,即重点规范无人机的生产登记、飞行许可、空域管理、违规处罚等前置性事项,旨在防范飞行安全风险,而对于无人机事故发生后的质量责任认定、赔偿标准、证据规则、鉴定程序等后置性事项,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条款。除全国性立法外,深圳、广州、珠海等低空经济发达城市先后出台了《低空经济发展条例》 [6] ,但这些地方性法规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重点规范低空飞行秩序、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对于无人机事故的质量规制同样涉及较少。此外,《民法典》 [7] 中关于产品责任、质量责任的一般性规定虽可适用于无人机纠纷,但无人机作为兼具人工智能属性与航空器特性的特殊产品,其事故原因的复杂性、责任主体的多元性(涉及研发方、生产方、销售方、用户等)均超出了传统侵权责任规则的调整范围,导致法律适用存在诸多争议。

    在法律规则针对性方面,现行立法未针对无人机事故的特殊性构建专门的质量认定规则。例如,在责任归责原则方面,传统产品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生产者对产品缺陷导致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无人机事故可能由产品缺陷、算法故障、用户操作、环境因素、监管疏漏等多种原因共同导致,如何界定不同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与责任比例,现行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在证据规则方面,如前所述,核心数据由厂商垄断,但现行法律未明确厂商的举证责任倒置义务,也未规定拒不提供数据的不利推定规则,导致举证难问题突出;在鉴定规则方面,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无人机事故鉴定的机构资质标准、鉴定程序、鉴定标准等核心事项,导致各地鉴定机构对无人机鉴定业务的承接标准不统一,大量鉴定机构因缺乏明确依据而拒绝承接。

    [5] 参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6] 经笔者检索,上述城市的《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其中均有“各类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主体承担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安全主体责任”的类似描述,似可推断在此类事故中,无人机的运营主体(厂商、商家)应当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

    [7] 参见《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第一千二百零三条、第一千二百三十八条

    无人机纠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01 无人机纠纷具有多因一果的复杂性

    飞机坠毁往往并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孤立事件,而是电池质量缺陷、飞控系统故障、人为操作失误、复杂环境因素(风速突变、极端温差、强对流天气等) 等多重风险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电池的电芯一致性不足、热管理失效等质量问题,可能引发短路、起火甚至爆炸,直接破坏机身结构或动力系统;飞控系统作为无人机的重要指挥系统,一旦出现传感器数据漂移、算法逻辑漏洞、信号中断等故障,会导致飞行器姿态失控、航线偏离,丧失自主稳定飞行能力。从人为层面分析,操作人员的资质欠缺、应急处置经验不足、飞行前检查疏漏,或是违规超视距飞行、闯入禁飞空域,都可能在技术隐患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事故发生的概率。而环境因素则是重要的偶然、突发因素——突发的阵风、紊流会打乱飞行器的受力平衡,极端高低温会影响电池活性和电子元器件性能,雨雪、雾霾等恶劣天气会降低视觉定位精度、干扰信号传输,这些环境变量与技术、人为因素相互作用,最终酿成坠毁事故。另外,高空坠落带来的毁灭性冲击与连锁反应,会对事故核心证据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同样成为无人机事故调查中的一大难点:事故发生时,飞行器从高空高速坠地,产生的剧烈撞击力会直接导致机身解体、电池外壳破裂、飞控主板变形损毁;若电池本身存在质量隐患或撞击中发生短路,极易引发自燃甚至爆炸,高温火焰会吞噬电池内部电芯结构、熔毁飞控芯片与存储模块,导致电池的正负极分布、电芯一致性等关键质量证据化为灰烬,飞控系统存储的飞行轨迹、姿态参数、故障代码等核心数据彻底丢失。更棘手的是,坠落现场往往伴随地形复杂、环境干扰等问题,即便部分残骸侥幸留存,也可能因外力碰撞、氧化腐蚀进一步失去鉴定价值,最终导致关键证据链断裂,给事故原因的精准判定和责任划分带来极大阻碍。

    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在无人机纠纷中的重构与适用

    01 传统因果关系标准在无人机纠纷中的局限

    在侵权法上,学界一般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指的是“一般认为,若行为通常足生此损害,则相当性成立,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法律因果关系。” i 即按照社会生活的经验,通常从某行为中发生某结果是一般的、相当的时候,就承认因果关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就人工智能质量而言,判定各主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相当性并不容易。因为民法主流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经验法则为支撑,而机器行为恰恰处于人类经验法则之外。” ii 类推到无人机纠纷中,亦是如此。无人机的运行依赖预设程序、实时环境感知与算法决策的协同作用,其飞行轨迹、操作响应模式往往超出了传统人类行为的经验范畴,导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所依赖的“社会生活经验”难以直接适用,各主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相当性判定陷入困境。此外,无人机运行环境的复杂性也对相当性判断构成挑战。无人机的飞行环境具有动态多变性,风力、天气、空域障碍物等自然或人为环境因素,都可能影响无人机的运行状态,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偶然性。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具有“一般可能性”,而非偶然的、特殊的关联。基于此,在原告(用户)因果关系证明存在固有困难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可从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切入,探寻此类纠纷的破解路径。

    02 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标准

    无人机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传统的民事诉讼法以“谁主张,谁举证”为通常,“举证责任倒置为例外”。“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中国现行的实证法体系中主要适用于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劳动争议及部分程序性事项等特定领域,通常由更易接触证据或对安全、质量负首要控制义务的一方承担不利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其体现的是对信息不对称与控制能力强弱进行再平衡的立法选择。笔者认为,作为具有高度危险和高度信息不对称的无人机纠纷,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从而更好地平衡纠纷双方的利益。

    在民用航空器纠纷中,中国现有的实证法体系承认的是“无过错责任”,这一点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八条中体现得很明显,“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同时,在深圳、广州、珠海等低空经济发达城市出台的《低空经济发展条例》也都有“各类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主体承担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安全主体责任”的类似描述。这些指向的都是无人机侵权案件中的无过错责任或高度危险责任,其面向的场景是经营者/生产者的侵权场景,而非因无人机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根据《产品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证据偏在”(Evidence Preponderance)规则来看,考虑到购买方存在客观的举证困难情形,核心数据由厂商掌握,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无人机质量纠纷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

    在无人机纠纷的法律实务案例中,也有不少案例支持在此类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如在赵国明、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 [8] 中,法官认为本案中系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案件,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沈阳无距公司应当对其出售产品质量符合规定进行举证;在郑宏君、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永立无人机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也是由被告永立销售公司对于出售的无人机,提供了生产厂家的合格证及检验报告,进行了初步举证。 [9]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如沙雅县绿之洲农资经销部、新疆中科无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 [10] 、王洪伟与舒兰市鑫旺农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等 [11] 。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的案件中,购买方往往由于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而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除了极个别案件由于无人机购入后短期内多次故障,且操作人员经培训、操作相对简单,法院支持购买方解除合同与退货退款 [12] 外,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购买方证据不足而败诉。

    鉴于现行法律法规已就无人机生产环节构建起完备的事前监管体系,涵盖产品设计标准、零部件质量核验、出厂检测流程等全链条规制要求。 [13] 同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此规范框架下,无人机生产者应当依法负有保障产品质量合格的法定义务,亦具备充分的举证能力与举证条件,应当就其生产的无人机不存在质量缺陷承担举证责任。在具体案件中,可借鉴《产品质量法》的缺陷推定,一旦发生事故,由原告(用户)初步举证后,应由被告(生产商)自证清白,提供关键数据(如提交《检验报告》、事故情况说明、问题上报单、飞行数据汇总表等),否则被告(生产商)就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无人机纠纷中的证明标准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下,证明标准因当事人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要求原告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质量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的,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一般认为,关联性是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某种联系,是对环境损害产生原因的可能性推断,因此,关联性实质是一种低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iii 承担初步举证责任,通常被认为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一种最低程度的证明,若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关联性,法院也便无须要求被告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可直接判决原告败诉。 iv 而对于被告(生产商),应当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即为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标准。“高度盖然性”这一表述,是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用以描述其适用的证明标准所应达到的客观程度,强调的是一种有别于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可能性概念。这里的“高度”一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它表明这种盖然性并非低度或者随意的,而是较高层级的盖然性。 v 因此,无人机纠纷中,原告(用户)进行初步的关联性举证后—此时应当采用一种低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由被告(生产商)进行高度盖然性的举证,从而说明该产品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8] 案号:(2022)新01民终2003号

    [9] 案号: (2021)黑81民终149号

    [10] 案号: (2021)新0105民初1552号

    [11] 案号: (2021)吉0283民初573号

    [12] 案号: (2020)闽07民终524号

    [13] 通常来说,一个合格的无人机产品诞生,需要无人机设计单位取得“型号合格证(Type Certificate, TC)”,无人机制造企业需要取得生产许可证(Production Certificate, PC),无人机出厂需要取得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AC),这三个证书统称为无人机“三证”。

    结语

    低空经济的蓬勃兴起,既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对传统法律规制体系提出了全新挑战,无人机质量纠纷中的举证困境正是这一挑战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清晰揭示了无人机技术“黑箱性”、核心数据垄断性与技术标准缺失所形成的原告举证结构性障碍,而鉴定机构“无法鉴定”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加剧了权利救济的难度,更凸显了传统因果关系证明路径在高科技领域适用的局限性。

    为破解这一司法难题,本文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构想,并非对传统举证规则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利益平衡与实质正义的考量,并结合无人机产品的技术特性作出的制度调适:由原告(用户)进行对于关联性的初步举证后,法官须要求生产者(被告)提供相应合格证、检验报告、核心飞行数据等证据;若生产者(被告)拒绝提供上述数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在生产者(被告)提出上述证据后,并证明该产品并未有任何质量问题后,原告(用户)主张质量问题而不申请或放弃鉴定,或鉴定后证据不足以达高度盖然性的,也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既能够减轻原告(用户)的举证负担,为其权利救济提供可行路径,也能够倒逼无人机生产主体强化质量管控与数据留存意识,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需明确的是,低空经济领域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无人机质量纠纷的解决并非仅凭举证规则的调整即可一劳永逸。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无人机技术标准体系,规范核心数据的收集、存储与披露机制,提升鉴定机构的技术鉴定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鼓励低空经济创新发展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质量风险,实现技术进步与权利保障的良性互动,为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i 王泽鉴. 质量行为[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46

    ii 陆赛赛. 人工智能质量因果关系的认定及证明[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iii 吴泽勇. 论环境质量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的实现[J]. 东方法学, 2024(5): 164–176.

    iv 陆赛赛. 人工智能质量因果关系的认定及证明[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v 李浩.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J]. 法商研究,19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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