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罗锦荣 郑路才 梁凌睿
前言
依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事项需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同意,例如修改公司章程、增减资、解散、延长经营期限等。在商业实践中,部分公司会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提高表决权门槛,要求部分事项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能通过。此时,小股东实质被赋予对于上述事项的“一票否决权”。诚然,法律应当尊重公司内部的意思自治,认可此类章程的效力,但是小股东行使“一票否决权”,也应当受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约束。如果小股东滥用“一票否决权”,导致一项决议在形式上不符合章程约定的表决权要求时,大股东应当如何救济?
显然,在上述情况中,各方对于决议效力是有争议的。大股东的观点是决议应当被视为成立,而小股东的观点是决议不成立。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决议效力消极确认之诉,即由反对决议的一方提出确认决议不成立、无效的诉讼。然而,在小股东认为决议表面上不符合章程约定的表决比例时,其一般不会主动去提起诉讼,此时大股东希望决议获得法院的肯定性评价,确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即主动请求法院确认决议成立及有效。
本文将结合我们承办的一个案例,阐述如何通过设计周全的诉讼方案,最终法院否定了小股东滥用“一票否决权”的表决行为效力。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一致决章程下的治理困局
A公司为某地产开发项目公司,享有某地块使用权,原由B公司100%持股,后引进C公司合作开发项目,并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C公司投入资金与管理,B公司将其持有的A公司80%股权转让给C公司,C公司成为A公司的控股股东,主导案涉地产项目开发,剩余20%股权仍由B公司持有。合作协议签订后,A公司章程进行了更新,其中记载:(1)A公司营业期限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10年;(2)股东会所有审议事项需要由股东会一致审议通过,即B公司在股东会中有“一票否决权”。
C公司入股后投入大量人力与资金,项目开发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此时双方对于后续开发及合作协议履行产生争议,经多次协商也未达成一致。在项目营业期限即将届满时,B公司与C公司依据合作协议约定提起了三个仲裁案件,互相追究对方合同责任。最终,B公司要求解除协议的请求被驳回,C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请求得到支持。其中一个仲裁案件的请求是C公司要求B公司依据合作协议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为办理A公司营业期限延长的工商变更登记,但仲裁庭认为这属于公司内部自治问题,驳回了C公司该项请求,此为本案的第一个难点。
此外,争议期间A公司因需要更换法定代表人产生争议,A公司所在地法院在审理该争议时明确认定A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应当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未经B公司同意的情况下,A公司不得更换法定代表人,该诉讼肯定了A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小股东“一票否决权”,此为本案的第二个难点。
仲裁结果作出时间距离A公司营业期限已届满近三年之久,营业期限届满导致公司无法办理任何与业务相关的报批、资质文件,银行账户无法更新被停用,外部债权、社保、人员工资均无法支付,经营行为完全停滞,人员亦全部遣散。因为营业期限延长需要股东会全体一致通过,而B公司一直拒绝延长公司经营期限, A公司已经陷入了长达数年僵局状态。
在此背景下,我们作为股东C公司的服务律师介入本案争议。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寻求突破
(一) 诉讼策略制定
如上所述,导致A公司僵局的原因为在公司章程规定一致决的情况下,两位股东B公司与C公司对于公司经营期限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因此,破解A公司僵局面临的核心是如何对待B公司的“一票否决权”?
具体而言,要么是否定“一票否决权”的权利来源,即公司章程规定;要么是否定“一票否决权”的行使:B公司的意思表示。显然,法定代表人变更诉讼判决已经肯定章程规定的效力,因此唯一的路径就是否定B公司的意思表示。
为此,我们经反复研究与论证,制定的案件策略为:从股东不得滥用权利的角度否定B公司的行为,具体可分为:(1)再次提议A公司召开股东会,就延长营业期限表决;(2)公司决议作出后,主动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成立之诉,请求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成立;(3)诉讼中,根据《公司法》以及《民法典》不得滥用权利的规定,否定B公司不同意延长营业期限的行为,从而实现延长营业期限目的。
(二) 实施难点与解决方案
我们在制定方案时,也充分预判了本案可能遇到的问题与风险:
1. 确认公司决议成立之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本案诉讼策略上首先与众不同的一点是,由股东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成立之诉。《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公司决议纠纷”项下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由,通常理解是指确认公司决议无效纠纷,并不包括证明肯定效力的“确认决议成立/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也仅规定了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公司决议无效以及撤销公司决议三种情形,并未规定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因此,此类诉讼具有被法院认定不具有诉的利益而被驳回起诉的风险。
对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检索: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就该问题进行过深度讨论,其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得诉请司法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当公司治理结构严重扭曲或失灵、公司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时,为了给公司依法合规经营决策和弱势股东维护基本权利提供有益途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审慎地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置于司法审查之下。审查的关键在于:一是具备现实利益危险;二是须穷尽内部救济手段;三是严格司法救济路径,按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递进地选取救济途径,同时股东提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不被给付之诉涵盖才有诉的利益。”
其次,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亦认可股东有权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效力,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川民申51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告起诉要求确认2016年10月16日《股东会决议》有效,被告及第三人在本案诉讼中均对决议效力提出异议,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之间的主张形成对抗,人民法院有必要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作出认定。且《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并未将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排除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外,在被告未能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东会决议》的履行存在障碍的情形下,原告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其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人民法院立案条件”。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甘民再5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虽然公司法只规定了决议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但并不排除当事人提起一般的确认之诉……”。
基于上述法律意见,我们认为本案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成立之诉具有必要性,客观上股东之间对公司决议是否成立确实存在争议,小股东利用其“一票否决权”消极表决导致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失灵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肯定该诉讼的提起有利于维护股东权利、纠正公司失序、僵局状态。
当然,为避免案件因不具有诉的利益而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风险,在诉讼请求确定时,我们采用了“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的复合型诉讼请求,在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同时,进一步请求办理延长营业期限的工商变更登记。
2. 如何突破/改变在前生效判决/裁决认定内容
本案诉讼提起前,已有仲裁裁决认定小股东不同意延长营业期限不违反合同约定,以及生效判决认定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股东会一致决。对此,需要排除在先裁决及判决对本案产生的可能不利影响。
首先是关于仲裁裁决:其一,仲裁庭裁决依据是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审查B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否包括配合办理延长A公司经营期限的事项,其争议标的是协议,而本确认决议成立之诉是审查新作出的决议是否成立,其争议标的是决议,二者争议标的不同,且该决议作出时间在仲裁裁决之后,自然不可能被其既判力所覆盖。其二,仲裁庭的判断依据是合同约定,本案审查决议效力的依据是法律规定,二者审查的角度也不同。
其次是关于生效判决:其一,更换法定代表人与本案延长营业期限不属于同一事项,更换法定代表人仅涉及A公司内部管理事项,而营业期限延长与否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经营期限是否延长与土地开发、他人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外部争议紧密相关。因此,对涉及公司内外管理事项的审查标准也不应采取同一标准。其二,本案依据的事实相较生效判决作出时又有新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延长,公司僵局已经更为严重,更有司法介入调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3. 小股东行使“一票否决权”何种程度上会被认定为滥用权利?
本案最为困难的点在于,如何论证小股东滥用权利。司法裁判本质上是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利益平衡,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纠葛,法院原则上不会过度干预意思自治,这也是变更法定代表人之诉法院支持小股东“一票否决权”的原因。因此,本案的出路就在于论证小股东的行为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可能会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基于此,我们从诉讼主体、诉讼理由等方面强化了小股东滥用“一票否决权”的危害:
▲ 诉讼主体
A公司是地产开发主体,其经营期限无法延长,直接受到损害的主体是与地产开发密切相关的相关主体。为此,我们将相关利益关联主体作为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之中,让法院听到更多反对B公司行为的声音。
此外,经营期限无法延长的后果是土地出让手续长期无法办理,也与相关政府部门息息相关,我们也考虑将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案件的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据此,将相关主体列为第三人的前提是与案涉决议有利害关系,为此我们在股东会议案内容部分,就提前将两个主体嵌入其中,以此作为其属于利害关系第三人的依据。
▲ 诉讼理由
我们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出发,反复检索、罗列了如下依据:
原《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对股东之间的纠纷,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同时,积极以司法手段矫正公司治理僵局防止内部治理失序拖垮企业生产经营,损害股东和社会利益。”
具体至本案,我们认为B公司拒绝延长A公司营业期限已经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构成权利滥用,应排除其表决行为。
1)A公司是专门为地产开发设立的项目公司,且该地产开发并未完成,因为营业期限届满问题直接中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土地开发停滞致使前期巨额投资面临无法收回预期收益的巨大风险、银行账号被银行暂停使用、因社保工资无法发放,A公司被迫遣散几乎全部项目人员、在建工程烂尾造成资产减值、外部债权人亦无法收回其债权,引发系列违约赔偿责任。
2)本工程项目涉及的是地产开发,承载着城市建设、改善居民生活等重要功能。营业期限届满所导致的公司僵局困境无法解决,将导致项目推进受阻,影响社会稳定与城市片区规划实施等重大复杂问题,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3)更重要的一点,B公司拒绝延长A公司营业期限无合理理由,且既不同意延长营业期限,也不同意解散公司,其主观上就是追求A公司处于僵局状态,这种权利行使不应受法律保护和肯定。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也多次表达希望A公司经营期限能够延长,并积极履行合同义务。
三、一波三折:程序反复与实体突破
(一) 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的受理争议
本案首先面临的争议即确认决议成立及有效是否可诉的问题。尽管我们提交了参考文件及案例,但是一审法院还是坚持认为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没有依据,裁定驳回起诉。
对此,我们坚定上诉,在二审过程中,法院即认为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原则上不应受理,但是也有相应例外情况,且关注到我们的请求也包括了办理变更登记这一给付请求,据此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二) 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与消极确认之诉并存的争议
在案件回到一审法院审理后,B公司突然向法院提起了一个消极确认之诉,请求法院确认案涉决议不成立。此时,一审法院同时面临一个效力积极确认之诉,一个效力消极确认之诉。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效力消极确认之诉更具有审理的优先性,裁定中止我们提起的诉讼,继续审理B公司提起的诉讼。
(三) 小股东滥用“一票否决权”的争议
尽管本案在程序上有所波折,但是案件经两级法院实体审理,均认为小股东未同意延长营业期限构成权利滥用,相关判决论述为:
“修改公司章程应由股东会一致审议通过的初衷是保障小股东能够通过股东会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保障其权益。但股东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公司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若公司营业期限一直不予变更,那么公司僵局将一直持续下去,这不仅直接危害公司本身和股东利益,而且影响公司外部所有与该公司正在开发建设的项目有利害关系者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若双方存在争议,可通过协议约定的途径解决,而非使A公司陷入公司僵局至无法经营。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系维持A公司正常经营所作出的基本信息的变更,并不涉及公司合并、分立或其他重大经营事项或重大人员调整,A公司不出席股东会会议,其行为违反了股东应当遵守的诚信义务,滥用股东权利。因此,在公司无法通过内部途径解决僵局时,为维护社会利益,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司法干预。从维护公司内部的经济民主与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外部债权人、消费者权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出发,不应支持滥用权利的行为”。
得益于法院司法介入,A公司僵局状态得以破除,A公司的地产开发继续进行成为可能,避免因公司僵局导致土地闲置、项目烂尾,切实保障了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四、总结与建议
综合本案情况,我们认为:
1. 公司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本案的过程来看,公司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是否可诉争议性非常大,这也反映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九条第一款的条文之中:“人民法院作出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裁判后,股东另行提起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当事人以另案裁判已经确认决议有效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种方案: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们认为,如果公司决议表面上符合章程约定表决比例之时,且决议争议不影响公司经营或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公司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不具有诉的利益,应当不予受理。但是,如果股东对于章程约定有所争议、决议表面上不能满足章程要求,或者决议效力已经影响公司经营或办理相关手续,当事人穷尽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时,应当赋予当事人提起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即,法院既不应该完全否定公司决议效力积极确认之诉,但也要严格在个案中审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
2.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可以作为化解“一票否决权”以及公司僵局的利器。无论是行使合同权利还是法定权利,都应避免滥用权利而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股东纠纷之中,法院应当考虑股东的相关行为是否会对于公司、员工、债权人、政府、社会公众造成不利后果,考虑股东的目的是为取得其应有的权利,还是为换取超额的收益,综合评判股东的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
3. 作为争议解决律师,应当在制定诉讼方案时充分评估案件的难点、对方可能提出的应对思路,在策划相应会议、决议,起草相应函件时即应当有所考量。比如说本案中,我们在议案策划时即考虑到后续诉讼的主体问题,将相关主体巧妙地植入股东会议案之中,为后续案件中争取更多支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