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罗锦荣 郑路才
前言
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是我国对外开放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我国涉外经贸投资规模持续扩张,境内仲裁机构受理的跨境商事案件不断增加,跨境证据调取的现实需求也日益突出。在跨境仲裁实践中,关键证据往往并不掌握在仲裁当事人或者仲裁庭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内,而可能由境外主体持有。当相关证据位于美国境内时,美国法典第28编第1782条(以下简称“§1782”)曾长期被国际争议解决实务界视为获取美国境内证据的重要工具。在我们承办的一起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SHIAC”)管理的仲裁案件中(下称“本案”),当事人依据§1782向美国法院申请证据开示。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并不局限于判断某一起仲裁案件能否通过§1782审查而取得证据,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例反映出中国仲裁机构及其仲裁程序在美国法语境下如何被理解和定性,以及这种定性可能对未来中国涉外仲裁证据策略、机构建设和境外司法协作产生的影响。
一、案例及美国法典第1782条的基本规则
(一)案例基本情况[1]
S公司与W公司因服务合同发生争议,合同约定争议提交SHIAC仲裁。在仲裁程序中,S公司认为D公司掌握能够证明W公司履约情况的关键证据,遂依据§1782向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下称“得州地区法院”)提出单方证据开示申请,请求法院命令D公司提供相关文件或者接受证言。该法院最初批准了该申请。W公司随后介入程序并申请撤销相关命令。
根据§1782(a)的规定,美国法院可以命令其辖区内的人员提供证言、陈述或者文件、其他资料,以供“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中的程序使用。因此,对于涉外仲裁而言,申请§1782证据开示首先必须跨过一个门槛性问题,即仲裁庭是否属于该条规定的“外国或国际法庭”。
在本案中,申请方主要从SHIAC的设立背景、法律认可、行政登记以及其与中国司法制度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论证,强调SHIAC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和公共性,并据此主张其属于§1782意义上的外国法庭。
笔者代表被申请方在知晓该证据开示申请后,深度研究过往中国仲裁案件在美国申请证据开示的案例,迅速与美国律师合作并建议美国律师以In re Guo案作为主要参考,以SHIAC前身称为CIETAC上海分会的历史脉络作为加强仲裁庭参考In re Guo案的依据。同时,梳理SHIAC仲裁规则,阐述仲裁机构与仲裁庭之间的关系,对于仲裁机构秘书长任命权与仲裁机构独立性等问题则采取了相反论证路径,详细解释了仲裁庭裁判权来源以及其实际运作规则,强调仲裁庭由当事人选定且依仲裁规则组成,仲裁员并非由政府任命,仲裁程序依据仲裁规则推进,中国政府亦不参与、干预案件的审理和裁判。
[1] 基于案件保密义务,本文对当事人名称及部分案件细节作匿名化处理,仅就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实务观察进行讨论。
(二)§1782适用标准的演变
在ZF Automotive案之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对于私人国际仲裁是否属于§1782意义上的“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1782中的“tribunal”可以涵盖私人仲裁庭[2];则另一些法院[3]则认为,该条所称“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应当具有政府性或者公共性。因此,在ZF Automotive案之前,中国仲裁机构能否适用§1782,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案件所在地联邦巡回区法院的既有判例,这种状态也解释了此前对于中国仲裁案件出现的不同裁判结果。
[2] 如第二、第五巡回法院曾持否定立场(National Broadcasting Co. v. Bear Stearns & Co., 165 F.3d 184 (2d Cir. 1999);Republic of Kazakhstan v. Biedermann International, 168 F.3d 880 (5th Cir. 1999));
[3] 如第四、第六巡回法院则曾持肯定立场(Servotronics, Inc. v. Boeing Co., 954 F.3d 209 (4th Cir. 2020);Abdul Latif Jameel Transp. Co. v. FedEx Corp., 939 F.3d 710 (6th Cir. 2019)
二、涉中国仲裁案件的美国司法实践及ZF Automotive案
(一)In re Guo案:CIETAC被认定不属于§1782意义上的外国法庭
2018年12月5日,申请人依据§1782(a)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证据开示申请,法院最终驳回申请,核心理由是:CIETAC属于私人仲裁机构,并非§1782规定的外国或国际法庭。法院重点考虑了几个因素:第一,CIETAC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的私人仲裁协议;第二,仲裁员由当事人选择,而非由国家指定;第三,仲裁员作出的裁决虽然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但其权力来源于仲裁协议;第四,CIETAC强调其独立于行政机关并独立处理仲裁案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认为中国法院对于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和执行,并不足以使CIETAC因此获得政府性地位,因为私人仲裁通常均会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和执行监督。
(二)HRC-Hainan案:ZF Automotive案之前的另一种路径
2019年,HRC-Hainan Holding Company等当事人为CIETAC仲裁以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财产保全程序向美国加州法院申请§1782证据开示。与In re Guo案不同,该法院认为§1782不应被作限缩性解释,并据此认为CIETAC仲裁程序可以落入“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的范围。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ZF Automotive案之前美国联邦法院之间对于私人仲裁是否属于§1782“tribunal”存在真实而持续的分歧。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仲裁案件申请§1782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同样是CIETAC仲裁,不同法院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当事人同时申请证据开示用于仲裁案件与该仲裁保全的诉讼程序。
(三)ZF Automotive案:§1782适用范围发生根本变化
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ZF Automotive US, Inc. v. Luxshare, Ltd.以及AlixPartners, LLP v. The Fund for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Rights in Foreign States两案合并审理后作出一致判决,明确认为,§1782所称“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必须是行使政府性或者政府间权力的裁判机构。其中,“foreign tribunal”是指由一个国家授予主权权力、行使政府权力的裁判机构;“international tribunal”则是由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共同授予相关权力的机构。私人仲裁庭不属于该条意义上的“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这一判决很大意义上终结了美国联邦法院之间存在的裁判分歧,更为重要的是,争论集中于:具体裁判机构是否在行使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授予的政府权力。换言之,仲裁机构是否由政府参与设立、是否依法登记、是否接受行政管理,以及仲裁裁决是否受到法院审查,不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仲裁庭的裁判权是否具有国家权力来源。
(四)本案:ZF Automotive案之后中国仲裁案件的实践
本案发生于ZF Automotive案之后,因此其法律意义与此前In re Guo及HRC-Hainan案已经存在明显区别。本案中,美国法院重点考察了SHIAC仲裁程序的实际运行方式,并从管辖权来源、仲裁庭组成、规则制定、程序公开性以及政府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功能性分析。法院最终认为:(1)SHIAC仲裁庭并非国家预先设立的常设裁判机构,而是针对具体争议依据当事人仲裁协议和仲裁规则组成;(2)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当事人的私人合意,中国政府既不任命具体案件的仲裁员,也不直接决定个案程序;(3)仲裁程序原则上具有私人性和非公开性;(4)SHIAC的设立审批背景、行政登记以及仲裁裁决受到中国法院依法审查等因素,并不足以证明具体仲裁庭正在行使国家授予的政府权力。因此,法院最终认定SHIAC属于私人仲裁机构,相关仲裁程序不属于§1782意义上的“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本案的意义由此并不只是再次确认“§1782不能用于普通中国商业仲裁”,而是进一步说明:在ZF Automotive案之后,中国仲裁机构在美国法上的性质判断,将越来越依赖对仲裁制度和具体程序实际运行方式的功能性分析。
三、从“能否取证”到“如何理解中国仲裁”:ZF Automotive案后的多重启示
ZF Automotive案以后,中国仲裁案件通过§1782直接取得美国境内第三方证据的空间明显收窄。但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一个取证工具失效”实际上低估了其实务意义。从中国涉外仲裁实践来看,§1782问题至少可以带来了三个层面的启示:第一是证据策略的调整;第二是中国仲裁机构境外法律形象和信息披露方式的调整;第三是中国仲裁制度在国际语境下的表达和制度建设。
(一)当事人应当从“依赖§1782”转向“体系化跨境取证”
首先,对于中国仲裁案件而言,不宜再将§1782作为常规性的境外第三方取证工具。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ZF Automotive案中确立了纯粹由私人合意产生、且不行使国家授予政府权力的私人仲裁庭,不属于该条意义上的“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因此,对于中国仲裁机构管理的商事仲裁程序,如果没有特殊因素或者其他足以改变法律定性的事实基础,仅依靠仲裁机构具有国家认可、依法设立或者接受行政登记等因素,已经很难突破ZF Automotive案确立的门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仲裁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初期进行证据规划时,应当首先判断:关键证据在哪里、由谁掌握、是否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身控制范围取得、仲裁庭能否采取相应措施,以及当地法律是否存在其他司法协助路径,不能依赖于境外法院提供调查取证协助。
换言之,境外证据调查不应再采取“先申请§1782、申请失败后再寻找其他办法”的单一路径,而应当建立多层次的证据获取方案。具体而言,可以按照以下顺序进行:(1)优先通过当事人自身及其关联主体取得证据;(2)根据仲裁地法、仲裁规则以及适用法,利用仲裁庭现有的证据调查和举证命令机制;(3)在证据所在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当地法院或者其他司法机关是否存在独立的证据协助机制;(4)对于可能涉及美国法院的案件,在案件启动前即评估§1782是否存在适用空间,而不是在证据缺失后才临时启动程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782即使在个别特殊案件中存在适用可能,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法院必然准许申请。即使满足法定门槛,申请仍可能受到美国法院裁量因素的影响。因此,§1782更适合作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补充性工具,而不是中国仲裁案件对位于美国境内证据的常规化调取方案。
(二)仲裁机构需要主动提升其境外程序中的制度可解释性
本案以及前述案件所体现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仲裁机构在境外法院面前“是什么”?中国仲裁机构的法律性质虽然首先由中国法决定,但在境外司法程序中,其法律性质及所行使权力的属性仍需要由境外法院依据其适用的法律标准加以认定。这意味着跨境诉讼和仲裁中,中国仲裁机构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境外法院通常缺乏对中国仲裁制度完整、细致的制度认知,而申请方和被申请方则可能基于自身诉讼策略选择性地呈现相关制度信息。例如,仲裁机构“经政府批准设立”“依法登记”“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表述,如果脱离中国仲裁制度的完整背景,在美国法院看来可能被误解为仲裁机构具有行政机关属性或者政府授权性质,如In Re Guo 案中美国法院得出结论,该表述本就暗含“存在政府关联”的预设。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法院审查的涉及中国仲裁机构仅限于CIETAC与SHIAC等头部仲裁机构,但是中国拥有两百余家仲裁机构,其他仲裁机构管理的案件如向美国法院申请证据开示,美国法院得出何种审查结论并不可知。因此,仲裁机构需要更加主动地向国际社会解释自身制度属性。
建议仲裁机构逐步建立标准化的英文机构说明材料,至少应当包括:(1)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设立依据;(2)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组织和职能边界;(3)仲裁规则制定与修改独立于政府机构;(4)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5)仲裁庭在具体案件中的独立裁判权;(6)仲裁程序与行政机关之间不存在个案干预关系。在该等说明材料中,尤其应当注意清晰界分仲裁机构与政府机构关系无附属性、仲裁案件以及仲裁庭裁判独立于政府机构、政府机构无权干预仲裁案件。这项工作并非为了“迎合”美国法院或国际社会对中国仲裁的认识,而是为了减少制度信息的不对称。从国际仲裁竞争的角度看,制度的国际表达能力本身就是仲裁机构国际化能力的一部分。
(三)中国仲裁制度需要更加重视“国内法表达”与“境外法律解释”差异
前述案例足以说明,一个看似属于中国国内仲裁制度内部的制度安排,一旦进入美国法院或者其他境外司法机关的审查程序,就可能被置于完全不同的法律语境中解释。因此,中国仲裁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回答“国内法上如何规定”,还需要考虑:当这些规定被境外法院作为外国法事实进行解释时,是否能够准确传达中国仲裁制度所要表达的法律含义?
对于涉外仲裁而言,未来制度建设尤其需要清晰区分三个不同层次:第一,行政管理:国家依法对仲裁机构进行登记管理、行业管理和宏观指导,并不等于行政机关对具体仲裁案件享有裁判权。第二,仲裁裁判:仲裁庭依据当事人仲裁协议取得管辖权,并依照仲裁规则独立处理具体争议。第三,司法支持和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保全措施以及在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协助仲裁程序,这同样不意味着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机关直接成为仲裁庭。
这三个层次在中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但在跨境诉讼中必须通过更加准确的制度表达予以说明。尤其需要避免的是,将“指导”“监督”“登记”“管理”等行政法概念与具体案件中的仲裁裁判权混为一谈。从这一意义上说,涉外仲裁制度的国际竞争,不仅是仲裁规则、仲裁员和案件数量的竞争,也是制度透明度、制度可解释性和国际法律表达能力的竞争。从这一角度观察,本案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次§1782申请的成败,而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国仲裁机构在全球争议解决体系中如何被认识、如何被解释,以及如何建立与其国际仲裁地位相匹配的跨境司法协作和证据获取能力。因此,ZF Automotive案之后,中国仲裁案件不应再把§1782视为一条当然存在的境外取证通道,而应将其放回整个跨境证据战略中重新定位——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及时转向。
四、实务启示:从“申请§1782”转向“事前证据战略”
对于律师而言,本案最直接的经验并不是“以后不要申请§1782”,而是应当改变跨境证据工作的启动方式。一方面,在案件初期即应识别关键证据所在司法辖区,并对证据持有人的法律身份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应当在仲裁程序与境外司法程序之间建立联动机制。对于可能存在美国境内证据的案件,应在仲裁启动初期就评估:
相关证据是否具有案件实质重要性;
证据是否确实由美国境内第三方控制;
当事人是否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取得;
仲裁庭是否有能力要求相关当事人提交证据;
证据所在地是否存在其他司法协助机制;
§1782是否存在可争取的特殊事实基础;
能否同时在中国法院申请其他诉讼程序;
即使申请成功,美国法院的程序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否值得。
对于防御方而言,应建立对美国境内关联公司和其他证据持有主体的快速响应机制,§1782申请在程序上可以由申请人单方提出,且法院可能在未通知证据持有人的情况下首先作出ex parte授权,因此被申请人有可能在收到法院命令或传票后才首次获知相关程序。因此,在美国法院的证据开示程序中,一旦收到美国法院传票、证据开示申请或者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应立即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介入、提出异议或者申请撤销相关命令。
需要强调是,在涉及中国仲裁机构性质的争议中,中国法专家意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美国法院并不当然熟悉中国仲裁制度的具体运行方式,专业、准确的中国法专家意见可以帮助法院理解仲裁机构设立、登记管理、仲裁员选任、仲裁庭独立裁判以及法院司法监督之间的制度边界。
总而言之,律师未来面对境外法院程序时,需要具备的不仅是“申请§1782能力”,更是将中国仲裁制度准确翻译成境外法院能够理解的法律语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