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罗锦荣 郑路才 梁凌睿
前言
紧急仲裁员程序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是指仲裁庭正式组成前,由仲裁机构紧急指定仲裁员处理由一方提出的临时救济申请的快速程序。在某些重大、复杂的国际仲裁案件中,仲裁庭的组成往往耗时较长,在当事人提起仲裁至正式组庭期间会形成较长的空档期,这期间申请人一方可能面临另一方转移财产、违约行为持续产生或违约后果不可逆等紧急情况,需要向仲裁机构寻求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程序总体周期极短,其通常在正式仲裁庭组庭前即可完成组建(紧急仲裁员程序不影响组庭的继续进行),且紧急仲裁员可根据案件情况灵活选择临时措施的类型,为当事人提供快速救济。
然而,在中国内地仲裁实践中,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法律依据及其决定的执行力始终存在争议。本文以我们近期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下称“贸仲”)应对的一起紧急仲裁员程序案件(下称“本案”)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在本案中,我们在短短数日内梳理紧急仲裁员程序启动条件、判断标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准备充分的论证,应对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庭审,最终促使紧急仲裁员驳回了对方的全部申请,前后耗时仅约半个月。本文也将结合贸仲的仲裁规则及相关实践,主要探讨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国内仲裁机构的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条件?
实践中,紧急仲裁员通常会依据哪些标准作出决定?
紧急仲裁员决定的执行力如何?
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门槛:依法及依约
关于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国际仲裁机构与国内仲裁机构有显著差异,前者是“默认适用模式”,后者基本上遵循“依法适用”,唯贸仲有“依约适用”的规定。
(一)国际主流仲裁机构的“默认适用模式”
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2021年仲裁规则第29条规定了紧急仲裁员程序,该条第6项明确了排除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情形,其中:“a)基于本规则达成的仲裁协议订立于2012年1月1日之前”、“b)各方当事人同意排除适用紧急仲裁员规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2025年规则第12.1条以及2024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机构仲裁规则第23.1条均直接规定,在仲裁庭组成前,当事人有权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
由此可见,在当事人约定适用ICC、SIAC、HKIAC等机构仲裁规则解决争议的情况下,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否则应视为“默认适用”,当事人有权在正式仲裁庭组庭前申请指定。
(二)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仲裁法未规定,各机构规则基本上是“依法启动”,唯贸仲还可“依约启动”
我国现行《仲裁法》并未规定紧急仲裁员程序。2026年3月1日施行的新《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虽新增了行为保全,但仅规定仲裁机构应将保全申请提交人民法院,并未授予仲裁庭或紧急仲裁员独立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的权力,仲裁庭仅具有转递的权力。在此背景下,国内各主要仲裁机构的规则通常将“法律规定”作为紧急仲裁员启动条件。例如: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BAC)国际仲裁规则(2026年版)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在仲裁庭组成之前,如当事人需要申请临时措施,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向北仲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仲裁规则(202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案件受理后至仲裁庭组成前提出临时措施申请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上海仲裁委员会(SHAC)仲裁规则附件二第一条规定:“依据仲裁所适用的法律,仲裁庭组成前,当事人因情况紧急需要申请临时措施救济的,可以向仲裁委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仲裁规则(2025年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在仲裁程序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从仲裁程序开始后至仲裁庭组成之前,当事人因情况紧急需要申请临时措施的,可以向仲裁院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较为特别的是贸仲2024年版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可以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本规则附件三)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同时附件三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需要紧急性临时救济的,可以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申请紧急仲裁员程序。”
通过上述规则可以看出,国内仲裁机构的立场与ICC、SIAC、HKIAC等国际仲裁机构的“默认适用”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其之所以采取更审慎的立场,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长期未规定仲裁庭有权在不经过法院的情况下作出保全措施、且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缺乏法律基础密切相关。故国内仲裁机构规则规定的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主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而贸仲还可以“依据当事人约定”。下文将分别对此进行分析。
(三)依据法律规定——仲裁地法律还是执行地法律?中国内地法律是否可以作为依据?
依据所适用的法律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首要问题是确定此处的“法律”是指仲裁地法律,还是临时措施执行地法律?这一问题在涉及跨境执行的案件中尤为关键,对此仲裁实践中亦存在不同立场。
在某机构的一宗仲裁案件中,当事人申请紧急仲裁员批准临时措施,部分执行地可能在香港。该案紧急仲裁员并未审查仲裁地法律(即中国内地法律)是否允许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而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合理胜诉可能性、是否具有紧急性和必要性后,援引香港《仲裁条例》等规定,认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有权强制执行境外紧急仲裁员所作出的临时措施,并认为紧急仲裁员程序具有可执行性,进而支持了该申请。然而,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首先应当符合仲裁规则,应当以仲裁地法律判断是否具有启动的依据,而非以执行地法律是否认可和执行作为启动的前提。该案紧急仲裁员实际系以执行地法律倒推启动条件,混淆了程序合法性与可执行性的不同层面。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另一仲裁机构的一宗仲裁案件中,申请人申请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执行地同样位于香港,但该案中紧急仲裁员最终驳回了紧急仲裁员申请,核心理由是:在仲裁程序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况下,紧急仲裁员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内地,保全系司法权能,仲裁庭无权决定保全措施。”如果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律为中国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而这些法律允许紧急仲裁员决定保全措施,则申请人可以向仲裁院申请。
对此,我们认为后者的立场更为可取,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仲裁程序的进行及仲裁庭(包括紧急仲裁员)的权力来源,原则上来源于仲裁地法律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与进行,本质上是仲裁程序的一部分,也应受仲裁地法律的管辖,而非以执行地法律为依据。第二,若以执行地法律为依据,将导致同一仲裁程序因执行地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合法性判断,有损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第三,紧急仲裁员决定的作出本身需符合仲裁地(内地)的法律框架,我国现行《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均未授予仲裁庭该等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1] 虽然一度规定紧急仲裁员程序,但是在最终通过的新《仲裁法》中已经全面删除。
[1] 临时措施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执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仲裁庭组成前,当事人需要指定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可以依照仲裁规则向仲裁机构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紧急仲裁员的权力保留至仲裁庭组成为止。
因此,若仲裁地法律允许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则程序合法性成立;至于该措施能否在执行地得到承认与执行,则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在本案中,我们也坚持这一立场,因为仲裁地是中国内地,我们主张紧急仲裁员程序因在内地缺乏法律依据而不应启动。
当然,我们注意到国内主流仲裁机构历年披露的信息显示,各机构基本均有支持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实践,其中可能有部分案件是仲裁地为中国内地的案件。紧急仲裁员在该等程序中可能采取的是“仲裁地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以“法无禁止即可为”为由支持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则仲裁规则似乎无强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的必要。同时,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也值得思考。因为从一般的文义解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通常理解是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支持。
(四)依据当事人约定——明确约定还是规则推定?
根据贸仲规则第二十三条,其表述采取了折中立场:即既不默认适用,也不绝对排除,而是要求存在法律依据或当事人特别约定。我们认为,在内地法律框架下不存在紧急仲裁员程序启动依据的前提下,应当将“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本案中紧急仲裁员程序在贸仲中仅存的启动条件,这意味着:仅凭当事人选择了贸仲规则,不足以自动触发紧急仲裁员程序的适用,当事人还必须在仲裁协议中额外、明确地约定可以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
同时,如果在订立仲裁条款时,仲裁规则尚未规定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是否仍然可以通过扩大解释仲裁协议或仲裁规则的适用范围来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
在本案中,我们曾明确提出,案涉合同签订时间早于2014年,贸仲在2014年修订规则时才加上紧急仲裁员制度,而当时的仲裁规则并无紧急仲裁员程序的规定。案涉合同虽约定“依据贸仲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争议”,但并未特别约定可以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此外,虽案涉合同存在关于“启动法律程序请求禁止令救济”等约定,但亦未明确为“仲裁庭组成前”的“临时措施”,故不应将此理解为系关于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约定,而应结合案涉合同关于仲裁庭须为“三人庭”的约定,理解为仲裁庭组成后的救济措施。据此,我们进一步主张:本案因双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缺乏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合同依据,仲裁委员会不应受理该申请。
然而,紧急仲裁员最终认定双方约定依据贸仲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争议,该约定应当被视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案件审理中,明确将仲裁规则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而紧急仲裁员程序系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因此,紧急仲裁员认定我们关于仲裁协议已经排除紧急仲裁员程序适用的主张,缺乏协议及仲裁规则依据。
对此,我们认为规则解释应尊重当事人缔约时的合理预期。案涉合同签订之时,贸仲规则尚无紧急仲裁员程序,当事人不可能“默示同意”一项当时不存在的程序。“依据某机构仲裁规则”不等于同意该规则的所有未来修订,尤其是涉及程序性权利的增减,应要求明确的合意。许多国际仲裁实践也认可,对仲裁规则的重大修订,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适用。贸仲规则本身将“当事人的约定”作为启动条件,说明其有意提高门槛。若认为选择贸仲规则即代表自动同意紧急仲裁员程序,那么规则中的“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实为冗余条款。
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判断标准
在紧急仲裁员程序中,仲裁员是否支持申请人的临时救济请求,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下文将基于本案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时所认定和考量的不同层面进行分析,这些标准虽未在贸仲规则中明文列举,但也已在相关国际和国内仲裁实践的案例中得到认可。
(一)紧急性
紧急仲裁员程序,顾名思义,“紧急性”是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首要前提。申请人必须充分证明情况的紧迫,若不立即采取临时措施,等待仲裁庭组成后再处理,将导致损害发生或风险显著扩大,且对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故紧急性要求损害“即将发生”而非“已经发生”,如果损害已经发生,紧急程序便失去了其“预防”的功能定位。
本案中,申请人最初申请的是请求“禁止”或“暂停”被申请人实施某种行为,但申请人在后续又将其请求调整为“恢复”此前的状态。这一调整表面上看似更彻底,实则自认了其本欲“禁止”或“暂停”的事项已经完成——既然需要“恢复”,说明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因此,我们认为申请人所请求的事项并非紧急性预防措施,而是一种其后续可能通过仲裁裁决而获得的一种实质性的救济,此种带有“先予执行”性质的请求与紧急仲裁员的功能定位完全不符。
对此,紧急仲裁员的相关论述为“其紧急性应当体现在通过及时采取临时性紧急救济措施,以防止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发生,或者对明显可见的侵权行为防止其带来更大的损害后果的发生。申请人所请求的恢复事项,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项的纠正和恢复……据此,紧急仲裁员认为,申请人申请的临时救济措施已经无法达到阻止可能出现的侵害行为发生及避免可能出现的损害结果发生的目的,因此,申请人申请的临时救济措施缺乏必要的紧急性。”
这一论述精准地划定了紧急仲裁员程序的边界,即紧急性要求损害尚未发生但即将发生;一旦损害事实完成,再申请“恢复”,便不再是紧急临时救济,而是终局性救济——后者应由仲裁庭正式组庭、实体审理后作出裁决认定,而实体审理基于仲裁庭对在案资料及事实的具体分析认定,该等分析认定并不是紧急仲裁员程序能够在短期内完成的。
(二)必要性与利益平衡
必要性强调,临时措施必须是实现救济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且其范围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我们于庭审中充分论证了申请人请求的措施在客观上已无法实施,亦无法真正实现其所主张的目的,实施后反而将导致更严重的混乱或损害,故必要性不成立。此外,紧急仲裁员还一并考虑了利益平衡原则,即申请人必须充分向紧急仲裁庭论证,不采取临时措施的损失远超采取措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金钱损失,如果存在其他对当事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措施,紧急仲裁员应优先考虑。
对于必要性是否充分,本案紧急仲裁员认为:“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目的是防止如果不采取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就可能给申请人带来难以通过损害赔偿方式予以补偿的损失……如果申请人在仲裁案件中的诉求可以得到仲裁庭的支持,通过赔偿方式寻求合理救济可能成为对申请人损失补偿的方式之一。因此,现在采取临时救济措施其必要性并不充分。”同时,紧急仲裁员也充分考虑了临时救济措施的实施可能对于被申请人甚至其它相关主体的利益可能造成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平衡要最终通过实体审理来决定,而不能直接通过临时救济来实现。
因此,在紧急仲裁员程序中,紧急仲裁员需权衡:支持临时措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与不支持临时措施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哪一方更为严重,这一标准也可被表述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支持临时措施给被申请人带来的损失远超申请人的获益,且申请人后续可以通过金钱赔偿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时,紧急仲裁员通常会倾向于驳回申请。最终,本案紧急仲裁员认为申请人一方申请的“必要性不充分”且无法达到“利益平衡”,实质上采纳了我们的论述观点。
(三)合理的胜诉可能
在紧急仲裁员程序中,申请人无需证明其正式提起的仲裁请求必然能够取得胜诉,但至少应提供合理的、初步的证据及法律依据,表明其在实体上具有相当的胜诉可能性。这一标准旨在防止申请人滥用紧急程序,提出明显缺乏依据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双方亦曾就申请人是否具有胜诉可能性提供了实体上的初步证据,我们已充分阐述申请人一方不具有胜诉可能性的观点。但紧急仲裁员认为,仅凭对紧急性(损害已经发生)、必要性(赔偿可能得到弥补、“恢复”涉及案外人利益)及利益平衡的评估,即可得出不支持申请的结论。在此前提下,无需进一步对胜诉可能性等实体问题作出判断。但一般而言,如紧急仲裁员要支持申请人一方的请求,则应当论证“合理的胜诉可能”。
综上所述,紧急仲裁员在本案中对部分实体问题保持沉默,并非遗漏或回避,而是一种合理的程序策略——在现有标准足以得出结论的前提下,将更具实质争议的问题留给仲裁庭处理。这种做法既维护了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效率定位,也保障了后续仲裁庭的裁量空间,避免了在程序尚不完整时对实体争议作出过早表态,完全符合紧急仲裁员程序临时性、快速性的特点。
紧急仲裁员决定是否具有可执行性
紧急仲裁员决定虽然在规则层面“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其强制执行力仍依赖司法协助。然而,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紧急仲裁员决定并不等同于法院的行为保全裁定,其实际执行往往需要当事人自愿履行或另行向境外法院申请执行。我国现行法律虽未明文禁止紧急仲裁员程序,但亦无明文规定。例如,《民事诉讼法》并无关于仲裁庭“临时措施”的相关规定,且规定将保全措施交由人民法院执行;而现行《仲裁法》第三十九条也只是对与临时措施本质特征一致的财产、行为保全措施作出规定,亦未赋予紧急仲裁员决定以强制执行的法律地位。因此,紧急仲裁员程序在中国内地无法获得强制执行。
但是,紧急仲裁员决定无法得到强制执行,并不意味着其毫无效力。因为紧急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程序的一部分,在正式组庭之后,仲裁庭可以重新审定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如其认为紧急仲裁员决定应当得到遵守,则仲裁庭可以根据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实际履行情况,在后续审理中合理调整举证责任分配、责任分担、费用分担等。因此,紧急仲裁员决定在仲裁程序中仍有其威慑力。
结语与建议
紧急仲裁员程序是国际商事仲裁中高效、灵活的工具,但在国内仲裁实践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明确、执行力存疑等现实困境。简言之,我们认为对于仲裁地为中国的仲裁案件,目前仅有贸仲在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存在启动的可能性;对于国际、涉外案件,国内主要仲裁机构均提供紧急仲裁员程序,且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仲裁地法律允许紧急仲裁员作出具有执行力的临时措施,则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但无论哪种情形,当事人均应清醒认识到,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紧急仲裁员决定缺乏直接的强制执行效力,最可靠的路径仍是同步向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并主动提供担保。
同时,需要意识到紧急仲裁员程序并非万能救济工具。实践中,紧急仲裁员是否支持申请,通常取决于对紧急性、必要性、胜诉可能性、利益平衡等标准的综合评估。从本案经验看,“紧急性丧失”“必要性不足”“利益失衡”三个维度是我们构建抗辩防线的最有效路径,也是紧急仲裁员重点关注的标准。
本案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取得驳回对方全部申请的结果,既得益于我们对紧急仲裁员程序规则和本案案情的理解与分析,也离不开当事人对律师的高度信任与协同配合,更应归功于贸仲及紧急仲裁员的高效处理,整个程序无愧于“紧急”二字。
目前国内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案例并不多,我们理解仲裁员在此类前沿领域难免有“创新”的想法和动力,值得赞赏的是,本案仲裁员谨遵裁判者公正、谦抑的态度,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申请。我们同时认为,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创新应当基于仲裁规则和法律的规定,在制度的框架下合理实施,以达到规则与实践的统一。我们后续也将持续关注紧急仲裁员程序在国内仲裁实践中的演进,望本文能为从事仲裁实务的同行和相关法律人士提供有益参考。